A12·荐读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日记的后半段，随着塔可夫斯基步入流亡岁月、病痛缠身，文本中蕴含的情感层次也愈加丰富，欢喜、愤怒、迷茫、思念、绝望交织，这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保证语言的精准，还要反复琢磨某些表达方式背后的心理动机，让这些细腻而浓烈的情感得以准确传达。日记天然的私密化特征，让翻译成为一场视角与价值观的碰撞，成为一次与塔可夫斯基的深度对话。李芝芳钟爱《伊万的童年》的主演布尔利亚耶夫，也敬仰掌镜塔可夫斯基前两部影片的苏联摄影师尤索夫，可在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中，这些业内公认的一流电影人，都因创作矛盾而遭到了他毫不留情的指责和挑剔：布尔利亚耶夫因《安德烈·卢布廖夫》的拍摄安排与他决裂，尤索夫也在《镜子》的创作中与他分道扬镳。“这些人在我们心里都是标杆，在他的日记里，就没有一个不骂的。”李芝芳的笑谈道出了翻译时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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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要求主干道两侧野树杂草留茬高度在10厘米左右，组织群众搞“人草大战”，把一项好好的民生工程搞成了面子工程。据报道，12月2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到了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这一形式主义问题。为此，国家监委派员暗访、现场督办，严肃处理信阳市副市长、息县县委书记等9人，并在全国公开通报。借着人居环境整治的名义，把主干道两侧野树杂草留茬高度都规定了，还组织群众搞“人草大战”，不仅舆论观感不佳，其背后透露的为了面子好看、一律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作派更值得警惕。类似搞“人草大战”的做法，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不仅难以真正落地执行，还劳民伤财，违背了人居环境整治初衷，消解了民众对相关政策的信任度。这不仅是执行政策用错力的问题，更是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权力观的直观反映。如果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角度，考虑怎么让村庄更宜居，其关注点显然不应该是主干道、不应该是野树杂草的高度，而是背街小巷是否干净整洁、生活垃圾、污水治理成效如何……这些涉及民生的“小事”里，有着农民对居住环境改善的热切期望，也理应是环境整治政策落地的着力点。然而，个别地方在推进相关政策时，不仅没有把好事做好，反而走样变形，做成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无论是在农村道路两侧“刷白墙”，还是“造盆景”、违规举债建“地标”，都是个别地方主政者借中央的惠民政策，变着花样给自己脸上“贴金”。此次报告，正是对这类行为的严肃警醒。因此，针对形式主义隐形变异的问题，职能部门不妨拿出更多的整治办法，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拓宽监督渠道，让监督更加精准有效，让更多形式主义做派无处逃逸。□流水（媒体人）评论投稿信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style="display:none"